Pink的力量


芸芸的众生啊,你们的力量是无穷的

你们的神被你们钉死了

你们的英雄被你们绞死了

当他们不再复生的时候,你们怎么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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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cation: Nanjing, Jiangsu, China

Graduated Student in Nanjing. Major in Applied Systems Bi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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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day, October 09, 2006

倾斜的桂冠 诺贝尔奖遗忘的玫瑰

倾斜的桂冠 诺贝尔奖遗忘的玫瑰

在英语中,诺贝尔奖得主称为Nobel Laureate,其中laureate的意思是"戴桂冠者"。审视过去100年,这顶桂冠很少戴在女性的头上。性别是女性进入科学领域和获得承认的巨大障碍,这与女性在社会其他领域的遭遇差别不大。性别歧视直接或者间接的阻止了她们参与文明发展进程的机会,即便是今天,情况依然没有太大的变化。

被遗忘的英格兰玫瑰

很多人都知道沃森和克里克发现DNA双螺旋结构的故事,更进一步,有人还可能知道他们与莫里斯·威尔金斯因此分享了1962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然而,有多少人记得罗莎琳德·富兰克林(Rosalind Franklin),以及她在这一历史性的发现中做出的贡献?

富兰克林1920年生于伦敦,15岁就立志要当科学家,但父亲并不支持她这样做。她早年毕业于剑桥大学,专业是物理化学。1945年,当获得博士学位之后,她前往法国学习X射线衍射技术。她深受法国同事的喜爱,有人评价她"从来没有见到法语讲的这么好的外国人"。1951年,她回到英国,在伦敦大学国王学院取得了一个职位。

在那时候,人们已经知道了脱氧核糖核酸(DNA)可能是遗传物质,但是对于DNA的结构,以及它如何在生命活动中发挥作用的机制还不甚了解。就在这时,富兰克林加入了研究DNA结构的行列——在相当不友善的环境下。她负责起实验室的DNA项目时,有好几个月没有人干活。同事威尔金斯不喜欢她进入自己的研究领域,但他在研究上却又离不开她。他把她看作搞技术的副手,她却认为自己与他地位同等,两人的私交恶劣到几乎不讲话。在那时的科学界,对女科学家的歧视处处存在,女性甚至不被准许在大学的高级休息室里用午餐。她们无形中被排除在科学家间的联系网络之外,而这种联系对了解新的研究动态、交换新理念、触发灵感极为重要。

富兰克林在法国学习的X射线衍射技术在研究中派上了用场。X射线是波长非常短的电磁波。医生通常用它来透视,而物理学家用它来分析晶体的结构。当X射线穿过晶体之后,会形成衍射图样——一种特定的明暗交替的图形。不同的晶体产生不同的衍射图样,仔细分析这种图形人们就能知道组成晶体的原子是如何排列的。富兰克林精于此道,她成功的拍摄了DNA晶体的X射线衍射照片。

富兰克林拍摄的DNA晶体的X射线衍射照片,这张照片正是发现DNA结构的关键。此时,沃森和克里克也在剑桥大学进行DNA结构的研究,威尔金斯在富兰克林不知情的情况下给他们看了那张照片。根据照片,他们很快就领悟到了DNA的结构——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两条以磷酸为骨架的链相互缠绕形成了双螺旋结构,氢键把它们连结在一起。他们在1953年5月25日出版的英国《自然》杂志上报告了这一发现。这是生物学的一座里程碑,分子生物学时代的开端。

当沃森等人的论文发表的时候,富兰克林已经离开了国王学院,威尔金斯似乎很庆幸这个不讨他喜欢的伙伴的离去。然而富兰克林的贡献是毋庸置疑的:她分辨出了DNA的两种构型,并成功的拍摄了它的X射线衍射照片。沃森和克里克未经她的许可使用了这张照片,但她不以为忤,反而为他们的发现感到高兴,还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证实DNA双螺旋结构的文章。

这个故事的结局有些伤感。当1962年沃森、克里克和威尔金斯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时候,富兰克林已经在4年前因为卵巢癌而去世。按照惯例,诺贝尔奖不授予已经去世的人。此外,同一奖项至多只能由3个人分享,假如富兰克林活着,她会得奖吗?性别差异是否会成为公平竞争的障碍?后人为了这个永远不能有答案的问题进行过许多猜测与争论。

与没有获得诺贝尔奖相比,富兰克林的早逝更加令人惋惜。她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女科学家,然而知道她和她的贡献的人寥寥无几。沃森在《双螺旋》(1968年出版)一书中甚至公开诋毁富兰克林的形象与功绩,歪曲她与威尔金斯之间的恩怨。许多关于双螺旋的书籍和文章根本不提及富兰克林,尽管克里克在很多年后承认"她离真相已经只有两步"。富兰克林始终相信人们对才能和专业水准的尊重会与性别无关,但她正是这倾斜的世界中女科学家命运的代表。如果她是男性则可能如何,这种假设固然没有意义,但性别的确一直是她在科研领域发挥才能的绊脚石,并使她的成就长时间得不到应有的认可。
 
贝尔和她的"小绿人"

如果说乔斯林·贝尔来到剑桥大学读博士学位并在此期间发现了脉冲星是一种偶然,那么她被1974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遗忘决不是偶然。

苏珊·乔斯林·贝尔1941年生于北爱尔兰的贝尔法斯特,从小爱好天文。1965年,当她在格拉斯哥大学获得物理学学士学位之后,准备前往焦德雷尔班克天文台攻读博士学位。然而她的申请表意外地丢失了,于是贝尔只好前往剑桥大学射电天文台学习。

苏珊·乔斯林·贝尔在剑桥射电天文台,贝尔的导师安东尼·休伊什正忙于建造一架特殊的射电望远镜。这架望远镜专门用来观测所谓的"行星际闪烁"现象。大气密度的不均匀会造成星星向我们"眨眼",而太阳风(太阳喷出的微粒流)同样也会造成遥远的射电源"眨眼"。借助于观测行星际闪烁现象,科学家就能辨认出类星体——一种遥远的、发出巨大能量的未知天体。

两年之后,也就是1967年,这台望远镜投入使用。观测是枯燥乏味的——由于望远镜本身不能移动,它只能"躺"在地球上注视着天空。需要重复多次测量才能确认新的类星体。研究者还要剔除掉数不清的干扰信号。整个工作如同大海捞针。

就在这年8月6日,贝尔在长长的记录纸带上发现了一个奇怪的"干扰"信号。通常射电闪烁现象不会出现在夜晚,这个信号没有理由出现。她的导师休伊什认为那是某个新的射电源。直到11月28日,贝尔才成功地记录下这个射电源的节奏:它每隔1.33秒向地球发出一个脉冲。休伊什认为这有可能是地外文明——外星的"小绿人"——发出的信号。一些新闻媒体对此大加炒作,人类一度以为自己已经接触到了地外智慧生命。

贝尔发现脉冲星的记录纸。上面的三个词分别为"脉冲星"、"CP1919"和"干扰",最下方写着"1967年8月6日"。CP1919下方箭头所指即为脉冲星的信号。进一步的观测表明,那不是小绿人,而是一种新型的天体。这个天体发出脉冲的频率精确得令人难以置信。贝尔在过去的观测资料中又找出了3个脉冲星。1968年2月,他们在《自然》杂志上报告了脉冲星的发现,并认为脉冲星就是物理学家预言的中子星。后来的研究表明,脉冲星确实就是快速旋转的中子星。中子星在旋转过程中沿相对的两个方向发出无线电波,这两束无线电波就像灯塔的灯光一样扫过宇宙。由于中子星的自转速率稳定,我们接受到无线电波的脉冲频率也是稳定的。

但是197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却大出人们意料。桂冠戴在了导师休伊什的头上,却完全忽视了贝尔决定性的贡献。休伊什在获奖后也很少提及贝尔。很多科学家为贝尔的遭遇鸣不平,他们指责诺贝尔评奖委员会在确定脉冲星发现者的问题上大失水准。天文学家曼彻斯特和泰勒(后者于1993年因发现射电脉冲双星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在《脉冲星》(1977年出版)一书中特别写道:"献给乔斯林·贝尔博士,如果没有她的聪慧和百折不挠,我们无法分享到研究脉冲星的快乐。"

这一遗憾永远也无法更正,然而贝尔本人似乎并不在意,她的智慧和谦虚精神让人敬佩。婚后她改名乔斯林·贝尔·伯内尔,现在在英国开放大学任教,研究领域依然和脉冲星有关。

比桂冠更重要的

被荣誉遗忘的女性还有很多。吴健雄,她用实验验证了弱相互作用下的宇称不守恒,然而1957年的诺贝尔奖只授予了杨振宁和李政道。当然,与富兰克林或者贝尔相比,吴健雄对科学的贡献更为人所知,她被称为"物理学的第一夫人"。丽丝·迈特纳发现了铀元素的裂变,但是1944年的诺贝尔奖只授予了她的合作伙伴哈恩。至于天文学家卡罗琳·赫歇尔更多的时候成了她哥哥威廉·赫歇尔的一个陪衬。

2002年初,英国贸易与工业大臣帕特里厦·休伊特在一次关于女性与科研工作的讲话中提及,她将通过英国皇家学会设立一个"富兰克林奖章",奖励像罗莎琳德· 富兰克林那样在科研领域作出重大创新的科学家。休伊特说,男性和女性科学家都可以角逐富兰克林奖章,但她希望该奖项能够重点起到提升女性在科研领域的形象的作用。皇家学会的富兰克林奖章是对富兰克林本人的一种肯定,尽管这一荣誉迟到了近半个世纪。

休伊特面临着一个更大的问题:在英国,很多毕业于理工科专业的女性因为结婚和生育而放弃了工作;即使是重新工作的,她们的才能也往往被浪费。作为当前英国内阁的7位女性阁僚之一,休伊特正在发起一项"让母亲重回工作岗位"的运动。不仅是在英国,在整个世界范围内,女性受教育、进入研究领域的机会都受到性别歧视。并没有证据显示女性不适合科学,如果有适当的环境和机遇,她们同样也能做出伟大的发现——桂冠虽然倾斜,却毕竟曾经戴在居里夫人母女、麦克林托克等杰出女性的头上。先入为主地认为某个智力领域为男性专有,是不恰当的。很多有才华的女性因为不公正的社会观念或者家庭的原因而被埋没。有人把女性追求智慧的努力看作不自量力地硬要与男性一争长短的行为,这是一种心胸狭隘的想法,是对女性的侮辱,也是对人类致力追求的人人平等的崇高目标的侮辱。

比桂冠更重要的是平等的观念。智慧不是某一部分人的专利,它是万物之灵最可骄傲的产物,我们应当竭力创造一个环境,使得每一个人都能够按自己的兴趣和意愿去分享它、为它的增长付出努力,不因性别、肤色、地域或任何其它因素而改变。也许完美的目标永远达不到,但我们要不断地靠近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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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Pimentel 大师为榜样,做一名合格的博士生导师 (转贴)

以Pimentel 大师为榜样,做一名合格的博士生导师
杨学锋


Pimentel 教授是我一生中近距离接触过的国内外人群中,唯一一位可以用"伟大"来形容的人.自上世纪六十年代中读研究生以来,我有幸先后在国内外与四位后来成为中科院学部委员及院士的中国学者、两位英国皇家学会院士(FRS)及两位美国科学院院士(其中一位是阿果奖获得者)在一个小组较长期工作过,他们每人都有自己的治学特点,但在全面教书育人方面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Pimentel 大师。George Pimentel(1922-1989)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化学系(该系近几十年来化学博士教育一直排名全美第一)教授,化学激光技术和基质隔离光谱技术的发明人,一生中获得过除阿果奖以外的各种最重要的化学大奖。在教学方面他晚年在伯克利主讲最有声望教授方可担纲的大一新生化学,并曾亲自为全美高中化学实验录制教学演示片。在社会服务方面,他在五十几岁时曾任一届美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兼职副主席并荣膺金质服务奖章;六十几岁时曾任一届美国最大的专业学会—美国化学会(ACS)的会长;八十年代初,他曾领导四百余位美国化学家编写了数百页的"Opportunity in Chemistry
(化学中的机遇)"化学学科发展展望报告, 以后美化学史上称此书为" Pimentel Report "。他67 岁去世时,被誉为"当代最伟大的化学家之一和美国最伟大的化学教育家",美化学会并以他的名字命名新设立的"化学教育奖"。1982 年初至1985 年底,我曾两次以访问学者身份在他的实验室工作,依据我与他长达近三年的的亲身接触,我将Pimentel 大师在培养博士生方面的经验归纳为五个方面。


一. 坚持正面教育,最大限度调动研究生的主观能动性我当时所在的Pimentel 小组中,近十位美国研究生的能力、努力程度等都有相当大差别,我知道Pimentel 教授对个别学生也感到相当头痛,但他总是对每一个学生和颜悦色、一视同仁,耐心启发后进者的积极性。我那时算是非常努力的一个,每做出一点成绩,他总是多次给予最大限度的称赞,如:"Marvelous! (真是神奇)","We are proud of you! (我们为你而骄傲)","You are a hero of our work! (你是我们工作的英雄)"等。这些话虽已过去二十多年,但仍经常在我耳边响起,成为激励我不断向上的一种动力。


二. 开展Pimentel 式的研讨型小组学术活动那三年中开学期间,只要Pimentel 教授不出差,每周四晚上全组都会举行小组学术活动,大家轮流主讲,气氛极其随便,通常是边讲、边吃、边喝、边讨论,还夹杂了不少玩笑,而且往往是不等主讲人讲几句,就会被打断进行长时间你一言我一语的讨论。我大约每5 个月讲一次,每次只准备讲40 分钟,但边讲边讨论总会延续大约两个小时。Pimentel 教授总是问题问得最多也回答得最多,同时他也不断启发在场每一个人最大限度地参加到讨论中来。讨论既涉及有专业深度的问题,也包括非常基础的理化知识。应当说,那三年中从小组学术活动所得到的知识是令人终生难忘的。


三. 精益求精撰写每一篇自己以通信作者署名的研究论文
Pimentel 教授一生发表了一百余篇研究论文,极其难能可贵的是,每一篇他作为通信作者的论文中的每一句话都是由他反复推敲写成。1983 年底,在我日以继夜地工作了近两年之后,他告诉我可以着手写一篇论文了,他先让我写一份非常详细的论文大纲,然后他与我认真讨论并亲笔进行仔细修改(他修改的这份大纲我一直保存了十余年不舍得丢掉)。当我把写了一个月的初稿交给他后,他又用了两个月时间反复加工,这期间又不断就一些实验结果与我反复讨论以提升认识,当他把他写完的秘书打印稿(当时美国的计算机打印也刚刚出现)返给我时, 我发现,正像周围研究生事先告诉我的,我写的话他一句也未用,除了实验数据外完全是他另起炉灶,而这是Pimentel 教授的一贯写作传统。对他的第一稿,我一口气从科学观点到英文修辞又写了二十多条书面意见,他不但不生气,反倒十分高兴,甚至一再表示感谢。后来我们又不知讨论了多少次才将这篇论文投出,这也是我与Pimentel 教授合作发表的唯一一篇论文。这时候的Pimentel 教授有多忙?他刚从美国家科学基金会任副主席回到伯克利并仍身兼数职,有三位秘书为其服务。他此时每年平均出国五、六次,每月经常还要去华盛顿和国内他处开会数次,在如此繁重的工作压力下,Pimentel 教授仍如此亲自动手撰写每一篇学术论文,他无疑是我一生中见到的对研究论文最为严肃认真的科学家。

四. 严把博士生出口质量关
伯克利化学系的每位教师从助教授(即讲师)到副教授都经过严格的选拔和淘汰(淘汰率超过50%),因此几乎每位教授在四十岁左右都会成为自己所在领域国际上的佼佼者。伯克利化学系的博士生毕业既无发表论文要求,也没有任何答辩手续,一般是学位论文经导师修改打印后,导师一签名另两位系内教授看也不看跟着签名就算获得学位。因此,伯克利化学系实行的是最彻底的博士生培养质量导师完全负责制。就在这种导师对学生毕业与否持有绝对权利的情况下,我在伯克利的那几年中,Pimentel 的学生(全部是硕博连读)平均是5-6 年毕业,最快的一个三年就毕业了, 但有两位我很熟悉的学生都呆到了第八年才毕业,而且到毕业时一篇论文也未能发表。Pimentel教授依据每人不同情况严把博士生出口质量关的认真程度可见一斑。

五. 用自己的高尚人格对学生言传身教
Pimentel 教授身上有诸多优秀品格, 最突出之一是他的平等待人。在全系举行学术活动时,他不象大多数教授那样坐在第一排,而是永远坐在学生中间,但同时他又是会场上提问最多的教授之一。他把自己的小组当成一个临时大家庭,大约每四个月邀请大家到他家里举行一次"Party", 这时候他会和年轻人一起唱歌、跳舞、游泳等,并非常周到地与每位与会者个别交谈。对我这个来自发展中国家、但勤奋工作并有独立见解的人,他不但没有丝毫歧视,反倒因为我的努力往往给予特别的礼遇。记得在我离开伯克利时,他不仅在家里举行了有几人共享的迎送"Party", 而且还破例在小组学术活动时,亲自购买了葡萄酒,专门为我致欢送词并要我发表即席告别演说。他
主张东西方文化的融合,在他的办公室里,他的座位左边插着一幅巨大的美国国旗,座位顶上竟是一幅硕大的列宁像,表明了他不简单地拘泥于东西方意识形态冲突的一种政治态度。总之,Pimentel 教授是我一生中近距离接触过的国内外人群中,唯一一位可以用"伟大"来形容的人。在我1995 年成为博士生导师后,我也时时注意效仿Pimentel 教授,做好研究生培养工作。如,多年来我们坚持每周举行一次"Pimentel 式"的小组学术活动,每次有两名学生主讲(每人准备约半小时讲稿),但每次边讲边讨论总会持续约三个小时。在自己动手撰写论文方面,我每年集中精力写好2-3 篇自己作为通信作者的英文论文,认真琢磨每一个实验素材和每一句话,并与学生反复讨论修改数月后尽可能投给国外本学科较高SCI 影响因子的杂志。在为人师表方面,考虑到我从学校得到的待遇相对高一点,自1994 年到大工以来,我一直把带研究生酬金、研究基金提成的个人份额、市优秀专家及校论文奖励、出国期间的国内工资、津贴全部提供实验室公用。诚然,无论在学识、学术成就和做人等方面要达到Pimentel 大师那样的高度对我而言是完全不可能的,但我仍然决心以他为榜样,在十分有限的为学校和学生服务的年限内,努力做一名合格的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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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urday, September 30, 2006

导师与学生谈话录 (1) 开篇

人们对于不了解的事情会有猜测与怀疑,无可厚非。
媒体和社会舆论往往和事情的本来面目有差别,而且常常引起轩然大波,招致不公正的看法。
因此,当事人有必要出面澄清事实,以正视听,这也是现代社会对信息获取的一个基本要求。
 
享受中国的教育十几年,谈谈与教育相关的话题也许并不过分。
且不谈社会对于全民教育的责任。
"学而优则仕"这句老话充分概括了中国人历来注重教育的传统,他们有自发的学习知识的要求,不管其背后的动机是什么。
有人觉得教育过于功利化,市场化等等,不错,这些问题存在。
但是要全盘否定它的作用,抱歉,是不是先想想再下手?
老板,一个商业化的词汇用在导师身上,本身说明了一些问题。
回过头来再想想,社会对于这些是不是也负有责任?
真正想把事情做好的人并不在少数,先撇开能力不谈,盲目的一棍子打死是不是也有矫枉过正的嫌疑?
 
做事情讲求专业,那好,我就来点专业的。
 
"导师与学生谈话录"准备记录在学生学习过程中,随时冒出的一些古怪想法,以及在寻求答案的历程中,导师"传道,授业,解惑"的各种言论。
 
该"谈话录"尽最大努力再现真实的情景,满足热爱"真人秀"的网民的要求,倘若执意要追寻背后原型,各位看官,浪费别人的时间无异于谋财害命,浪费自己的时间则无异于自杀,更何况您还有可能会刨到柏拉图,苏格拉底的祖坟。要是有考古爱好还自罢了,要是没有沾一身晦气那多别扭,您说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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